建国伊始，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在励精图治的同时，对外实行全面“开放的方针”。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对外国和国内少数民族采取较为开放的态度，积极经营西部，使东西交往的“丝绸之路”畅通。

商人从古老的丝绸之路或沿海路附船而至，在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广州、扬州、洪州、泉州和成都等地从事贸易，同时有很多艺术家也随之而来，其中有不少人在唐宫廷和民间各地表演乐舞和其它技艺。著名艺人有安国人安比奴。高宗“以午胡安奴为敬骑侍郎”，米国人米嘉荣“唱得凉州意外声”，康国人康昆仑，善弹琵琶是“国工”，潭阳酒楼里有“胡维”绿眼吹玉笛。

丝绸之路的畅通为我们送来了西域及国外的音乐、舞蹈。如节奏明快、舞姿刚健优美的“胡旋舞”、“胡腾舞”、“拓枝舞”等。这些舞蹈在宫廷、宴会茶楼和民间节目庆典、常演不衰。唐人赞诗甚多，元稹《胡旋女》诗：胡旋之言我能转，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万过其谁辨始终，四座安能分背面（形容转的极快）裵回绕指向环钏（腰是那么软）。白居易《胡旋女》诗：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 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 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诗中生动、形象地描绘出《胡旋女》的舞姿与动势。

《康国乐》《龟兹乐》两部流传最广、影响较大《旧语书·音乐志》载《康国乐……午急转如风，俗之胡旋。不仅列入宫廷乐部，并且在民间广为流传。

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国内各民族之间，我国与外国之间，交往十分频繁。使节互访时，都是设宴，演乐舞，以享宾客。献乐舞、送舞人，以表视善。从初唐到盛唐特别是武则天在洛阳期间东、西、南、北各民族，各地区的乐舞随着交往来到中原，中原的乐舞也随之流传四方。

“中华民族具有勇于接纳新事物和善于汲取改选处置文明的优良传统，唐人更是如此，根据自己的需要，吸取外来文明的精粹，创造出具有中外合璧的浓郁民族风格的更新更美好的开放性世界性文化——唐代文化。胡汉交映，相得益彰，使唐代文化比过去传统文化品味更高，内涵更加深厚丰满，将中华文明推上一个新的高峰。

《新唐书》载：天宝年间（742—756）唐玄宗“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这是将中国音法而近雅的法曲、道调的音乐与外来的胡乐“合作”演奏出新的旋律。《羯鼓录》云其“制作调曲皆与胡部随意即成，不立章度。王建《凉州行》云：“洛阳家家学胡乐”；元稹《法曲》所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 女为胡妇学胡装,伎进胡音务胡乐. 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转罢长萧索. 胡音胡骑与胡装,五十年来竞纷泊”。这是“安史之乱”后半个世纪里，唐人喜爱外来的和少数民族文明的写照。

唐代乐舞的《十部乐》就是广才国内各民族，各地区的传统舞蹈，博收世界各地特别是西域及周边邻国乐舞文化的精华。《十部乐》即“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龟兹乐”、“高丽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十部乐》中除“燕乐”“清乐”是汉族的外，《高丽乐》、《天竺乐》等属外国乐舞。“西凉乐”(位于今甘肃武威) “龟兹乐“（今新疆库车）“疏勒乐”（今新疆疏勒一带）“高昌乐”（今吐鲁番）都属西域乐舞

唐代各类乐舞，从它们形成的历史渊源、风格韵律、审美特征以及服饰化妆等各种构成因素来看，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继承前代传统，具有较鲜明的中原汉族乐舞特色的“汉风”；二.展示域内外其它民族风采，具有较鲜明民族特色的“胡风”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内外各民族，各地区乐舞因素创造的新型乐舞的“唐风”。这三类乐舞之间常常相互渗透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这不同类型，丰富多彩的乐舞充分展示了唐代乐舞高度的艺术成就和独特的审美特征。

丝绸之路的畅通为我们送来了大量西域的乐器，它们的加入丰富了音色，扩大了音域，增强了音量，使中国传统音乐发生了重大变化。洛阳龙门石窟音乐中的造像中反映了中国传统乐队的乐器是“笙、笛、排箫、箫、阮、钟、磬、拍板”。而新输入的乐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琵琶、筚篥、具、羯鼓、杖鼓、细腰鼓、鼗、铜钹、唢呐等。这些乐器的加入，使唐朝的乐舞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唐代的乐舞作品在表演，编导，舞美（色调、服装、化妆、表现场地的布置）等场面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充分反映了大唐帝国繁荣昌盛、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其审美特征既有开朗明快、昂扬阔拔的时代精神又有俏丽活泼、明快优美的艺术风采。